“政府凈資產是政府實實在在的財產和財富。”中國政府資產負債核算理論和政策研究課題組負責人、銀監會紀委書記杜金富日前向記者如是說。

 

該課題組依托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編制的《2012~2013年中國政府資產負債表》稱，2013年中國公共部門凈資產（總資產減去總負債）為106.9萬億元，廣義政府凈資產為92.3萬億元，狹義政府凈資產為55.3萬億元。

 

債務風險

 

不僅與資產負債總量相關

 

編制政府資產負債表，梳理政府有多少“家底”，能夠承受多大程度的債務壓力，凈資產無疑是最重要的信息。但政府凈資產越大，并不意味著債務風險越低。

 

杜金富向記者解讀相關數據時稱：“債務風險還需要考慮結構。債務風險不僅與資產負債總量有關，還與其結構有關。”

 

“對于政府部門、資產負債范圍，需要根據中國實際情況進行界定，這是難點之一；難點之二是如何確定核算基礎、計值方法、合并原則；難點之三是在核算原則、核算方法、數據來源、核算結果等方面，如何與SNA（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銜接匹配。”杜金富表示，在研究過程中遇到許多困難。

 

杜金富向記者透露，課題項目研究為期5年，主要成果為編制2012～2013年政府資產負債表；此外，《政府資產負債表核算原理及中國應用》一書將于2015年上半年出版。

 

據悉，國家自然基金委已將《政府資產負債核算的理論方法與政策研究》列為重點研究課題，這項政府資產負債核算研究課題啟動于2013年9月份，計劃于2018年完成，將為國家有關部門編制國家資產負債表提供較好的研究基礎和數據基礎。

 

實際上，在財政部2011年兩會期間向全國人大提交的預算案中，“研究推進政府會計改革，探索試編政府資產負債表”被列為2011年加快財稅體制改革的工作之一。2011年頒布的“十二五”規劃中，編制政府資產負債表作為重要的一項財稅體制改革被寫入。

 

四份不同的政府資產負債表

 

自2012年以來，國內共有四個研究團隊嘗試編制了我國國家資產負債表尤其是政府資產負債表。除上文所說的中國政府資產負債核算理論和政策研究課題組，其余三個研究團隊分別為：由博源基金會組織和資助的馬駿（現央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原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牽頭的復旦大學為主的研究團隊；由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牽頭的中國銀行團隊；由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牽頭的中國社科院團隊。

 

四份同題報告，政府凈資產數據卻有著明顯的不同。

 

來自中國政府資產負債核算理論和政策研究課題組的報告稱，2013年中國公共部門凈資產為106.9萬億元，廣義政府凈資產為92.3萬億元，其中狹義政府凈資產為6.4萬億元。2012年，中國公共部門凈資產為92.1萬億元，廣義政府為81.6萬億元，其中狹義政府的凈資產為6.4萬億元。

 

曹遠征的報告指出，根據1998年的國家資產負債表數據和歷年統計的資金流量表數據，得到1998～2008年的政府負債和資產數據。政府資產規模從1998年的6.5萬億元增加到2008年的17.21萬億元；政府負債規模從1998年的1.58萬億元增加到2008年的7.52萬億元。2008年政府凈資產為5.94萬億元。

 

馬駿的報告估算，到2010年底，我國政府凈資產38萬億，中央政府凈資產約為17萬億，地方政府凈資產約為18萬億，中央政府的凈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之差）約為6萬億。

 

由馬駿等人所著的《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提供的2002年～2010年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簡表顯示，2010年我國國家總資產421.4萬億，國家總負債202.5萬億，國家凈資產達到218.9萬億。

 

李揚在其報告中表示，中國國家凈資產在2011年已超過了300萬億元。他的報告還定義了一個狹義框架的主權資產凈值為20萬億元。按寬口徑匡算，2010年中國主權資產凈值69.6萬億元；若按窄口徑匡算，同年中國主權資產凈值在20萬億左右。

 

不同的核算范圍和計價方法

 

如上所述，同樣是求索中國政府的資產負債表，四份報告卻給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造成諸多資產負債表數據不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機構部門核算的范圍、資產負債核算工具的范圍以及計價等核算方法不一樣。”杜金富對記者解釋稱，“我們是以國際公認的準則為依據，機構部門和工具的定義、分類遵循國際標準，核算方法采用國際通行規則。在此基礎上，參考其他國家編制的做法，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完成的。”

 

馬駿在《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中稱，其課題組估算的政府凈資產高出曹遠征版本和李揚窄口徑版本的主要原因，是資產方包括了政府持有的十幾萬億的上市公司股份市值。而馬駿研究估算的政府凈資產遠低于李揚寬口徑版本的原因是，基本上沒有包括“國土資源性資產（尚未開發的礦產和未出售的土地）”。

 

第一財經研究院原研究總監徐以升稱，從數據看，馬駿報告本應該得出和李揚報告一樣的結論，但雙方的定性卻完全不同。李揚報告的定性為：無論寬口徑還是窄口徑，中國的主權資產凈額為正，這表明中國政府擁有足夠的主權資產來覆蓋其主權負債。因此，相當長時期內，中國發生主權債務危機的可能性極低。但馬駿報告和曹遠征報告卻更多強調了風險，即中國政府債務的不可持續性。徐以升傾向于認同李揚報告的觀點，因為資產側的龐大的資產規模以及凈資產的凈值，除了在凈值上支撐債務體系之外，還能容忍更高的負債率。“但這里也要提示風險，一是資產的流動性風險，二是政策要能夠推動以資產彌補跨部門債務，比如以央企資產彌補養老金缺口，這涉及跨部門政策設計和執行。”徐以升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