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內經濟逐步轉型，以及我國外儲保值增值的壓力逐漸加大，企業"走出去"的好處和必要性日益凸顯。
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前7月，我國境內投資者對外直接投資同比增長20%。盡管增幅顯著，但在不少業內專家看來，政策在如何更好地引導、支持、服務企業"出海"方面仍有改進余地，這也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活力和轉型成功與否。
對外投資延續高增長態勢
商務部日前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7月，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6個國家和地區的3275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506億美元，同比增長20%。
數據顯示，1-7月，我國內地對中國香港、東盟、歐盟、澳大利亞、美國、俄羅斯、日本7個主要經濟體的投資達到357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71%，同比增長76%。其中，對美國、澳大利亞、歐盟、東盟、俄羅斯的投資分別實現了278%、78%、74%、33%和21%的高速增長。
據商務部介紹，有近九成的投資流向了商務服務業、采礦業、批發和零售業、建筑業和制造業五大門類，而對建筑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采礦業的投資更是成倍高速增長。
在多數業內人士看來，中國經濟增速減緩正在促使各公司尋找海外發展的機會，以提振營收業績。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表示："我國企業通過對外投資合作取得的經濟和社會效益開始顯現，進一步增強了企業對外投資的信心。目前，中國企業在全球的知名度、影響力、競爭力正在顯著增強。在這樣一個趨勢下，我們相信下半年中國對外投資仍將保持快速增長勢頭。"
企業"走出去"進程仍存挑戰
通過調研和采訪發現，盡管國內企業"出海"的現象越來越普遍，但在此過程中，企業經營層面仍存在一些問題。
其一，是企業海外投資戰略不明確。普華永道企業并購服務部合伙人劉晏來認為，中國企業境外投資失敗的首要原因在于企業缺乏全面的戰略規劃和商業計劃，缺乏交易架構設計的意識和經驗。企業要明確自己希望從投資或并購中得到什么，交易達到什么樣的指標才值得投入，才能避免盲目地追逐機會。
其二，是企業管理體制相對落后。上海市商務委外經貿處副處長孔福安坦言，國內企業文化通常將人際關系凌駕于組織機構關系之上，缺乏制度和決策的透明性；而西方企業文化側重團隊合作、監管透明。因此，我國的企業文化及商業模式與國際通行慣例仍有距離，這也導致跨國并購的融合成功率較低。
其三，是企業適應國外的法律、監管、稅務及政治環境的能力尚有缺陷。科文頓·柏靈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夏尊恩說，在中國企業跨國并購交易案中，美國方面最關心的敏感問題，包括企業的國家所有權和控制權、未經授權的技術轉移、國家融資或補貼以及在敏感國家的活動和投資等。然而，極少有中國企業配備有精通海外戰略、國家法律及監管體系的內部法務機構，也不太善于同國外媒體溝通。
其四，是控制風險能力欠缺，海外投資保險發展不足。安邦咨詢首席研究員陳功指出，雖然政治風險發生概率較低，可一旦發生，造成的損失卻無法估量。如在此前利比亞危機中，我國企業的保險覆蓋率僅為合同金額的5.68%，而世界范圍內海外投資的保險覆蓋率達到15%。
相關政策宜適當做加減法
在多位業內人士和專家學者看來，若要為國內企業對外投資鋪平發展的道路，在政策方面，依然需要有針對性地做"加法"和"減法"。
一方面，應該在投資和融資平臺的建設上做"加法"。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咨詢研究部副部長王軍建議："可由國資委盡快成立一家類似中投的公司來充當投資平臺，從央企或大型國企的海外投資計劃中篩選合適的項目，直接將外匯儲備作為資本金注入從而獲得股權。該筆外匯形式注入的資本金必須定向投入到海外投資項目中去，不允許在國內結匯。"
與此同時，還需搭建為中小民營企業"走出去"提供融資的平臺。國家外匯管理局可以與商業銀行簽訂專項外匯存款協議，借給商業銀行一定規模外匯專項資金。由這些商業銀行向產業升級中的中小企業提供美元貸款，支持其"走出去"進行投資并購、開發資源、購買技術等行為。
另外，在稅收方面則要做減法。孔福安表示，在稅務政策上可實行境外投資納稅優惠，主要包括所得稅方面的優惠和關稅優惠，通過稅收減免、稅收抵免、稅收延付、虧損退回以及附加價值征稅制等來實現；建立海外投資虧損準備金制度，將特定海外工程經營管理費用的７％或部分大規模經濟合資事業投資的25%計入準備金，享受免稅待遇，若投資受損，則可從準備金中得到補償；建立海外投資延遲納稅制度，即對公司未匯回的國外投資收入不予征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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