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利因素

 　　(一)《推進“互聯網+”便捷交通促進智能交通發展的實施方案》的發布

 　　2015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了“互聯網+”行動計劃，推動互聯網改造傳統產業。作為國家的支柱產業之一，汽車產業在民用工業中最為復雜，其對產品、技術、就業等各方面的關聯性、帶動性極強，理應也必須成為“互聯網+”的重要載體和有效切入點，而車聯網正是構建“互聯網+汽車”的關鍵產業。

 　　在《推進“互聯網+”便捷交通促進智能交通發展的實施方案》中，明確要推廣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推動各種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在交通運輸行業兼容與互操作。加強全天候、全天時、高精度的定位、導航、授時等服務對車聯網、船聯網以及自動駕駛等的基礎支撐作用。鼓勵汽車廠商前裝北斗用戶端產品，推動北斗模塊成為車載導航設備和智能手機的標準配置，拓寬在列車運行控制、車輛監管、船舶監管等方面的應用，更好服務于旅客出行、現代物流和旅游休閑等。

 　　充分發揮運輸企業和互聯網企業各自優勢，實現線上線下資源整合，發掘和滿足消費者的潛在需求，依托線下資源向線上拓展，延伸服務鏈條，能更好地為消費者提供多元化、高品質服務。整合線下資源，通過定制承運、網絡預約出租汽車、分時租賃等方式，運輸企業和互聯網企業進行戰略合作，能夠在城市交通、道路客運、貨運物流、停車、汽車維修等細分領域，實現信息資源、資本、技術和業務等方面深度融合，實現規模化、網絡化、品牌化，促使上下游產業鏈有機結合。

　　(二)潛在市場規模巨大，行業發展的消費者基礎好

 　　目前中國汽車市場規模全球第一，而車聯網行業處于成長階段，潛在的市場規模巨大。同時，中國的網民數量也位居全球第一，隨著智能手機的快速普及，中國消費者已經形成了使用移動互聯網的習慣。同時，中國消費者對汽車尤其是網聯及智能服務的要求也在逐漸提高。中國消費者對汽車聯網導航、信息娛樂服務、駕駛支持系統的使用和需求程度明顯高于平均水平，巨大的消費群體和強烈的使用需求為我國車聯網產業的規模化發展提供了機遇。

　　二、不利因素

　　(一)行業技術標準不統一，成本費用高

 　　眾多企業直接面對用戶，提供的產品五花八門，軟硬件技術接口標準也各不一樣。并且受產業鏈利益和汽車制造商差異化戰略等因素的影響，各品牌的車聯網技術也不統一。因此，在車載終端相關電子組件的生產上，短時間內無法形成一個統一的生產標準，難以實現規模效益，車載終端成本居高不下，從而導致車聯網服務整體費用昂貴。企業的運營成本難以降低，會壓縮企業的利潤空間，使企業難以實現快速的成長。

　　(二)商業模式尚不成熟，大多數企業難以實現盈利

 　　目前，國內的車聯網市場還未找到一個合理、能持續發展和盈利的商業模式。很多產品都是與其他產品打包采用免費贈送、免費提供服務的形式，國內消費者往往傾向于免費獲得網絡服務，支付意愿低于發達國家;而產品性能的不完善、盜版產品的存在等因素又進一步降低了消費者的付費意愿，導致企業盈利更加困難，即便有些企業可以盈利，其盈利模式也比較單一，主要是通過收取設備及功能費、通信費或者廣告服務分成獲得一定的收益。例如，中國聯通與汽車廠商合作的車載通信系統的收費都包含在了新車價格中，免費提供一至兩年的服務，之后的收費方式尚未明確;中國電信OBD采用流量免費使用方式，OBD終端結合4S店或者保險公司送給車主;中國移動的車務通基本的盈利模式就是通過收取集團客戶每月交納的功能費來實現;騰訊的路寶盒子收取一定的設備費用，而不管是實時路況還是油耗提醒等功能，都是免費提供的。沒有成熟的商業模式，導致企業的生存壓力大，不利于國內企業的快速發展。

　　(三)國內車聯網行業核心技術缺失，企業經驗積累不足

 　　車聯網技術的基礎是汽車電子技術，在這一領域國內相關的技術積累和產品能力尚有明顯劣勢。在車聯網的核心零部件中，國內汽車企業基本掌握了車載信息娛樂系統、車載通信控制器、第三代超聲波雷達等的開發技術，但在毫米波雷達、高端前視攝像頭、遠紅外夜視等方面仍然依賴于國外供應商;而在智能終端操作系統、環境感知和數據融合、中央決策控制等核心軟件技術上，國內企業也處于攻關期，與國外企業差距明顯。相比而言，國外車聯網項目的啟動時間較早，美國從1986年開始先后開展了多項項目，日本從1991年起開展了多項項目，歐洲也從2001年起推出了多項項目，其中大部分項目由汽車企業直接參與，積累了大量技術經驗和實驗數據。此外，在商業應用方面，通用從1995年，豐田、日產、本田等從2002年起都開始應用各自的車聯網系統，已積累了一定的客戶基礎和平臺資源;蘋果、谷歌等國外互聯網巨頭的加入則進一步增強了國外車聯網產品在數據挖掘、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