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塞外嫩江被人們認為是重犯流放的蠻荒苦寒之地，歷代史書對這一地域的記載大多是只言片語，“語之不詳”，然而各少數民族挺立于風雪嚴寒之中，開疆僻壤，問鼎中原，演繹出一幕幕威武壯烈的歷史話劇，在多民族的文化交融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少數民族文化，主要包括特征鮮明的歷史文化、民俗文化和行為文化等。

     文化與經濟的逐漸一體化是現代社會發展中客觀存在的必然趨勢。在日趨激烈的全球競爭環境下，少數民族文化所面臨的沖擊是各個國家在實現現代化的道路上都會遇到的問題。實現少數民族的文化產業化運作、以開發促進保護已成為少數民族文化傳承與發展的重要形式之一。本文擬從文化產業與經濟發展共生的角度探討少數民族文化產業化運作的實現路徑與策略。

     位于黑龍江省西部的嫩江流域是北方眾多少數民族先民生息繁衍的搖籃，這里生活著滿族、蒙古族、達斡爾、柯爾克孜、赫哲族等七個世居少數民族，形成了與中原內地既相聯系又相區別的少數民族文化。嫩江流域諸少數民族大多沿江而棲，生活在草原、山林等氣候寒冷、生活條件低下的自然環境中，為了生存，不得不同嚴酷的大自然作艱苦的斗爭。這種艱難的生活環境造就了他們粗獷彪悍、質樸豪爽的民族氣質和品格，反映在文化上，形成一種“雄健磊落、慷慨激昂而悲壯的格調，洋溢著積極向上、開拓進取的樂觀精神。”長期以來，塞外嫩江被人們認為是重犯流放的蠻荒苦寒之地，歷代史書對這一地域的記載大多是只言片語，“語之不詳”，然而各少數民族挺立于風雪嚴寒之中，開疆僻壤，問鼎中原，演繹出一幕幕威武壯烈的歷史話劇，在多民族的文化交融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少數民族文化，主要包括特征鮮明的歷史文化、民俗文化和行為文化等。這些文化形式構伴隨著東北地域經濟的發展，源遠流長，歷史悠久，自中華文明的曙光出現在關東大地，已歷百代滄桑變遷，自成一文化體系，并在其現代發展中，顯示多姿多彩的階段性和差異性。

     嫩江流域的少數民族文化構成地域經濟發展豐厚的文化資源，但文化資源并不是文化產品，更不是文化產業，文化資源僅僅是可提供開發或可能具有開發潛力的物質性存在。只有為靜態的文化資源注入活的時代因素，讓文化資源與當代人的精神生活形成一種相互接納相互促動的互動關系，才可以實現文化資源的產業化過程[3]。文化產業是國民經濟中生產具有文化特性的服務產品和實物產品的單位的集合體，文化產品主要包括兩種基本形態(文化實物產品和文化服務產品)和三種衍生形態(像其他產業提供文化附加值的產品，以著作權為核心的知識產權，數字化文化產品)[4]。文化與經濟本質上具有共生性，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既包括物質方面的生產力，也包括“精神方面”的生產力，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化，都是一定時代經濟發展的產物。全球化經濟時代文化資源的產業開發已發展為一個巨大的文化產業鏈，正是由于文化產業世界“超級大國”的雄厚實力，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在世界貿易中才形成了優勢地位。長期以來嫩江流域豐富的少數民族文化資源“軟實力”尚未經由產業化開發演變成經濟“硬實力”，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思想上尚未真正厘清少數民族文化的產業價值。從文化消費全球化視角去審視和認知嫩江流域文化資源的產業規模，少數民族文化產業在資源開發和利用方面像貯量巨大的優質礦藏，但是，受外來文化和各種因素的嚴重沖擊，少數民族文化發展后勁不足，在某些城市經理人看來，由于對少數民族的歷史和現實缺乏足夠的了解，少數民族仿佛成了“愚昧落后”、“貧窮野蠻”的代名詞，他們對民族文化的深刻內涵和藝術上的真正魅力缺乏共鳴，在思想上、感情上不愿意接受少數民族文化藝術，難以產生文化認同感，對于少數民族文化的產業價值就更加缺乏足夠的重視。

     第二，在實踐上文化資源產業開發的形式單一，效果差強人意。據《中國文化產業年度發展報告》顯示，2011年，中國文化產業總產值預計超過3.9萬億元，占GDP比重將首次超過3%，文化產業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上升，但總體來看，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程度普遍較低，人們的文化產業化運作理念缺失，文化產業化水平不盡人意，與城市營銷策略更缺乏有機融合，致使豐富的文化資源這座金礦長期處于開發不力的狀態。有些城市對自身的文化定位不當，或者不知道究竟應該如何少數民族文化的產業化運作，導致城市在塑造自己的文化品牌時游離不定，或刻意模仿他人，或形式過于單調，在人才培養、資金投入上相對滯后，宣傳力度和影響面不大，結果要么城市形象模糊不清，要么千人一面，既沒有有效地使少數民族文化得以發展和傳承，也使文化資源的產業開發處于相對弱勢產業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