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很多地方政府的支出壓力不斷加大，但政府收入卻在減少，表現在工商業稅收因中小企業不景氣在減少，土地財政因房價下跌在減少。“中速增長階段”的到來，將地方政府從巨大的GDP增長競賽壓力中部分解脫出來，使之更多地從事社會管理，這也將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創造良好的環境。

 

    經濟增速正在下臺階

 

    三聯生活周刊：你提到從中國經濟的短期走勢來看，2013年將呈現“前高后低”的趨勢，你判斷的依據是什么？

 

    李佐軍：我認為2013年的經濟走勢會出現前高后低、震蕩前行的趨勢。這里邊既有市場自身周期的調整，也有政府的主動調整。只有經濟發展降速才能真正推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前高”的原因有這么幾個：第一，2012年底的經濟反彈余威還在，“路徑依賴”使這種增長持續一段時間。第二，新領導班子上臺，給投資者和消費者帶來了新的信心。第三，中央提出要推動新型城鎮化。在強調推進新型城鎮化之后，地方政府、資本市場、房地產企業都受到鼓勵，從而帶動經濟增長。第四，國際經濟形勢好轉，特別是美國經濟繼續復蘇，歐盟經濟企穩，日本經濟短期好轉等，拉動中國出口，促進經濟增長。

 

    三聯生活周刊：為何會呈現“后低”？

 

    李佐軍：關于經濟呈現“后低”的原因，我認為：一方面，去年5月份我國采取了穩增長措施，這是一定程度的刺激政策，這種刺激政策帶來的效果一般持續時間只有一年左右。例如，2009年初的4萬億投資，帶來了經濟的快速反彈，持續時間也就是一年左右。實際上從2010年的第二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就已經出現下行趨勢，GDP增長從2010年一季度的12.1%一直跌到2012年三季度的7.4%。可見刺激政策只是治標不治本的短期措施，一旦刺激政策停止后，經濟就可能進入下行通道。這次穩增長措施帶來了2012年四季度的明顯反彈，但實際上2013年一季度就沒有延續反彈態勢，沒有達到上次持續的時間。

 

    另一方面，從目前中央的表態也可以看出，政府容忍GDP增速下行的勇氣在增強，進一步推動改革的決心很大。最近中央政府在給金融體系擠泡沫，這些都會犧牲眼前的經濟增長速度，這對推動經濟長期健康發展是很必要的。

 

    三聯生活周刊：你提到中國經濟的增速會發生這樣的變化：2015～2020年增速是6%～8%；2020～2030年是4%～6%；2030年之后是2%～4%。也就是說，眼下是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進入中低速增長的一個轉型期。你認為中國經濟進入新階段的標志是什么？

 

    李佐軍：一是中國經濟正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入“中速增長階段”。這兩年正在下臺階，過去30多年10%以上的高速增長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二是我國開始進入經濟調整時期。要進行持續若干年的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消化經濟中存在的泡沫和矛盾。這種調整要在比較合理的增長速度下進行。

 

    三是我國進入到“中等收入陷阱”敏感期。根據國際經驗，當人均收入超過4000美元后即進入這一時期，我國目前正好邁入此敏感時段。事實上，我國已出現了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曾出現過的問題，比如收入差距增大、社會矛盾激化、產業轉型升級困難等。

 

    四是我國正進入“高成本時代”。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勞動力成本、資金成本、知識產權成本等都越來越高，使得我國原有低成本競爭優勢不再明顯。

 

    五是我國工業化開始進入到工業化中后期階段和“重化工業階段下半場”。這一階段最重要的特征是重化工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相交融發展。重化工業階段上半場是重化工業量的擴張階段，下半場是質的提高階段，經濟增速相應下降。重化工業階段結束后，就進入到“后工業化社會”，因此我國2020年后經濟增速將進一步下滑。

 

    六是我國城市化開始進入到加速階段的下半場。根據國際經驗，城市化率30%～70%時是城市化的加速階段，2012年我國城鎮化率是52.6%，正處于加速階段上半場向下半場的過渡階段。與工業化一樣，城鎮化加速階段上半場也是城鎮化量的擴張階段，到了下半場，盡管速度還是比較快，但已過渡到質的提升階段。進入到這一階段后，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開發規模就會相對減少，導致經濟增速下降。

 

    李佐軍：外部因素確實起了作用，比如我國外需下降了。國際經濟危機過去后，我國的部分外需會有所回升，但也有部分外需永久地消失了。因為美國等國家也在反思國際金融危機，反思其過去的以“高消費、超前消費、負債消費”為特征的經濟發展模式。反思的結果是他們今后不再搞這么多的高消費、超前消費和負債消費了。這意味著即便是國際經濟危機結束，有一部分中國的出口需求永久地消失了。

 

    這些都意味著我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了。這是各種資源環境和生產要素能夠支持的最優增長率。過去由于資源環境約束不是太大，加上制度變革釋放的生產率較多，所以可以保持那么長時間的高速增長。但現在資源環境約束不斷加大，制度變革釋放生產率的空間也相對縮小了，因此潛在經濟增長率也下降了。

 

 

    “擠泡沫”與“軟著陸”

 

    三聯生活周刊：前幾年當學者開始呼吁中國在全球的競爭優勢會大幅下降時，提到的是“人口紅利”的減少。“人口紅利”的變化，是導致中國經濟增速下行的重要因素嗎？

 

    李佐軍：人口紅利只是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一個因素，關于我國客觀存在的經濟增長動力，涉及的面比較廣。包括需求動力，即大家常說的“三駕馬車”；二是結構優化動力，工業化、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產業升級等；三是要素投入的增加；四是要素升級，即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增加、信息化等；五是制度變革，通過制度變革可以調動每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經濟增長；六是扭曲尤其是壓低生產要素價格；七是壓低福利保障支出、增加經濟建設支出；八是采取經濟刺激政策；九是通過政府的企業化，追求過高的經濟增長。

 

    現在來看，其中六個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問題，只剩下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這三個動力是我國今后的主要動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制度變革，因為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都依賴于制度變革。

 

    三聯生活周刊：也就是說，我們過去用的刺激經濟發展的手段、保持自己低價競爭的優勢都在消失，壓縮掉的福利支出以后也要彌補。剩下的只有在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這三個方面做文章，才能推動經濟持續發展。那以后我們做宏觀經濟分析，是不是應該更注重這三個因素的變化？

 

    李佐軍：我認為我們分析宏觀經濟的視角應更多元一些，過去我們太依賴凱恩斯宏觀經濟分析架構，實際上存在很大的缺陷。

 

    凱恩斯宏觀經濟分析架構過分強調出口、投資、消費這三大需求的作用，相對忽視供給的作用，而實際上經濟發展是供給與需求共同作用的結果，供給因素包括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增加、結構升級甚至制度創新等。

 

    我們過去過分強調短期的分析，相對忽視中長期的分析。我們還過分強調經濟因素的分析，相對忽視非經濟因素的分析；過分強調政府的作用，相對忽視市場的作用。在過去幾年反危機過程中，政府明顯運用了凱恩斯理論：危機來了，經濟增長下滑了，失業率增加了，就開始強調政府的作用，通過政府進行大規模投資，大規模建設，大規模印鈔票。這就帶來了兩個結果：一方面，經濟快速復蘇和反彈，立竿見影；另一方面，經濟已經開始出現或即將出現大規模資產價格泡沫、大規模通貨膨脹、大規模銀行壞賬、大規模債務負擔、大規模產能過剩和大規模市場化倒退。

 

    另外，我們過分強調宏觀總量的分析，相對忽視微觀個體行為的分析，而實際上經濟發展往往是宏微觀相融合的，宏觀總量是建立在微觀行為基礎之上的。

 

    三聯生活周刊：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我們很怕提經濟下行的說法，經濟下行實際上會給我們帶來怎樣的挑戰？它是我們能夠從容應對的嗎？

 

    李佐軍：經濟下行面臨的挑戰是全方位的，它包括：通脹長期化、經濟泡沫累積、資源環境約束加大、經濟發展的社會成本增加、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惡化帶來挑戰等等。問題與挑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不知道它在哪里。認清了問題和挑戰之后，我們完全可能應對好挑戰。

 

    李佐軍：如果政府運用高超的宏觀調控技術，將泡沫一點點地擠掉，又不至于引起經濟危機和社會動蕩，同時又適時地培育起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新的競爭優勢，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這就算是“軟著陸”了，泡沫就不會破。2013年6月底發生的所謂“錢荒”，中央政府在處理過程中就表現出了擠泡沫的決心。中央政府希望通過改革使得房地產成為一般性行業，并給其他實體經濟更多公平競爭的環境，這其中涉及壟斷特權改革等一整套體制改革問題。

 

    至于怎么會發生“錢荒”，錢去哪里了？除了表面因素外，說到底是錢被房地產和地方政府的投融資平臺吸走了。如果政府以GDP為導向的考核制度不改變，很多經濟問題就難以解決。

 

    三聯生活周刊：有些人看到經濟增速和通脹下降，認為是“軟著陸”的必然表現。

 

    李佐軍：問題可能沒有這么簡單，經濟增速和通脹下降并不意味著完整的“軟著陸”。“軟著陸”必須是安全著陸，安全著陸就是隨著經濟增速下滑，經濟結構得到了順利調整，新的增長點逐步形成。如果不是這樣，就會造成企業虧損破產增加、債務負擔加重、金融風險增加，這就是“硬著陸”。而新增長點的形成，要靠制度變革、要素升級和結構優化這“三大發動機”，這需要一個過程。

 

    三聯生活周刊：過去政府提到保持經濟增速，很重要的一個指標就是只有GDP增速在8%以上，才能解決好就業問題。現在經濟增長速度下滑了，就業的挑戰是不是加大了？

 

    李佐軍：經濟增長速度下滑，意味著需求要減少，訂單要減少，市場要萎縮；很多企業可能要虧損，要破產；就業崗位要減少，工作更難找。現在我們的經濟再追求高速增長難了，今后的就業難度將進一步加大。西方國家那么發達，也很難解決就業問題，失業率還很高，所以今后隨著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就業壓力確實會加大。

 

    三聯生活周刊：但這種壓力以后主要靠市場來調節了，而不是靠政府簡單的調控就能夠解決。

 

    李佐軍：轉變發展方式之后，由原來主要靠政府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到今后更多地靠社會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但社會投資是用自己的錢投資，投資者會很謹慎，要判斷投資的收益大不大、風險高不高。如果投資者感覺到風險較高、回報不夠多，就不愿意投，寧愿選擇觀望和投機。

 

    原來我們主要依靠一般要素來拉動經濟增長。一般要素我國具有一些優勢，但高級要素則相對稀缺。要轉到依靠高級要素來拉動經濟增長，首先遇到的問題是與發達國家形成了正面的競爭。要利用高級要素，我國的激勵機制特別是產權保護，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

 

    地方政府的改革挑戰

 

    三聯生活周刊：我們說改革說了這么多年，每個階段改革的主要問題不一樣。現在增速下行，所謂改革要趟深水區的階段，改革的對象有什么變化嗎？

 

    李佐軍：新階段的改革對象已主要不是計劃經濟體制，而是“過渡型扭曲體制”。它表現出一些特征，比如“特權或權貴市場經濟體制”等。

 

    李佐軍：金融機構方面，要減不良資產，去杠桿，找到新投資領域；地方政府層面，著力減輕債務負擔，去土地財政依賴，找到新經濟增長點；企業層面，要減輕負擔，去產能過剩，找到新盈利點。

 

    三聯生活周刊：說到地方政府這個層面，大家對“土地財政”的批判也好些年了，但是這點始終難以改變。說到底，是因為不能很好地解決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不匹配”問題嗎？

 

    李佐軍：地方政府確實面臨很多問題，負債重、收支缺口壓力大，從去年“兩會”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政治局會議都在強調地方債的風險，說明中央對這個問題是高度重視，國際機構也因為中國的地方債風險而降低我們的評級。如果地方債風險持續放大，下一步就有引發財政系統性或局部性風險的可能。

 

    “土地財政”是個老問題，地方政府那么少的錢干不了那么多的事情，在以GDP為考核指標的時候，賣地是最現實的方式。可是我們的土地所有制并不完善，農村的土地并不是真正的集體所有，存在很大的法律漏洞，政府可以拿過來高價倒賣。

 

    李佐軍：確實難以為繼，今天一方面高房價造成很多社會問題，一方面地方政府存在巨大的債務風險。財富過于向政府集中，帶來了分配不合理的問題。要想深層次解決這個問題，首先得有土地制度本身的改革，讓農村集體真正擁有土地，與城市國有土地同地同權，地方政府不能以地生財。另外，財稅制度需要改革，讓中央與地方的財權、事權相統一。目前有些財政支付轉移效率比較低下，造成了浪費；再者，中央政府的考核制度要變，目前我們很多政府成為企業化的政府，政府主要應該靠企業和老百姓的稅收作為財政收入來源，而不是政府直接去賺錢。今后如果我們的考核制度能成為360度的考核，下級政府能夠考核上級、老百姓能夠考核政府，這樣政府的目標就會更往民生、就業等方面去努力。

 

    三聯生活周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這種轉變中，也存在著博弈。

 

    李佐軍：目前很多地方政府的支出壓力不斷加大，行政事業費支出、基礎設施建設支出、保障性住房建設支出、社會福利支出、維穩支出等都在增加。但政府收入卻在減少，工商業稅收因中小企業不景氣在減少，土地財政因房價下跌在減少。“中速增長階段”到來將地方政府從巨大的GDP增長競賽壓力中部分解脫出來，使之更多地從事社會管理，這也將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創造良好的環境。

 

    國家有國家的考慮，地方有地方的擔心。有些地方本來就是煤炭、鋼鐵大省，你要調結構，經濟增長大頭就沒了。所以地方政府從自身GDP、財政收入和維護當地社會穩定出發，調結構的阻力就比較大。所以，不管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要從大局出發、長遠出發。

 

    三聯生活周刊：那現在即將大規模展開的城鎮化建設，會是地方政府的一次新機會嗎？它們會借此逐步擺脫債務風險，找到新的增長點嗎？

 

    李佐軍：近期城鎮化被賦予了新的歷史使命，即擴大內需，培育新增長點。各地、房地產商和資本市場投資者聞風而動，都紛紛拉起城鎮化大旗。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覺。新型城鎮化本是好事，若不注意引導，將可能在大投資、大拆大建、“造城運動”、房地產開發中誤入歧途，帶來難以估計的后果。

 

    我們之前的城鎮化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土地城鎮化代替了人口城鎮化，城鎮等級化代替了城鎮公平化。與多數國家城市不分等級、公平競爭、自治不同的是，中國城鎮是分等級的，有直轄市、副省級市、地級市、副地級市、縣級市、建制鎮、鄉鎮等多個等級。級別高的城鎮可以通過非市場交易的方式，從級別低的城鎮抽取資金、資源、人才等。這樣導致中國絕大多數城市規模與城鎮行政等級成正比，而不是與公平競爭力成正比。生產要素不是按經濟區域分布，而是按行政區域和權力配置分布，扭曲了資源配置，降低了國家區域整體競爭力。在不打破城市等級制度的情況下，讓小城鎮升市，可能變成創造官位的手段。

 

    李佐軍：新型城鎮化是以人為本的城鎮化，給地方政府帶來的反而是挑戰。新型城鎮化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不能獨立前行，需要處理好與市場化、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關系。

 

    因為政府需要解決農民變市民的問題，現有城市居民的蛋糕要分配給農民了，房價也不能這么高了。地方政府的核心是發展有競爭力的產業，城鎮化應該是工業化的一個自然而然的結果，沒有產業怎么能解決進城人口的就業？現在戶籍制度成為農民們享受福利待遇的攔路虎，所以我們從根本上要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福利保障制度。

 

    三聯生活周刊：你提到城市化的根本是要發展有競爭力的產業，可是現在產業發展遇到的環保要求越來越高，這樣是不是增加了產業發展的難度？

 

    李佐軍：低碳發展是當今世界潮流，在這方面不能過分相信陰謀論者的鼓噪，若我們死抱著陰謀論不放，當世界上多數國家已步入或適用了新的低碳發展規則和秩序時，最終吃虧的一定是我們。低碳發展實質是通過低碳發展解決地球的可持續發展問題，這是一種普世價值。但我國推進低碳發展面臨幾個特殊挑戰。

 

    發達國家工業化、城市化已基本完成，已進入低碳階段了。在這個時候強調二氧化碳減排，對我們來說是砍在脖子上，對發達國家來說是砍在尾巴上。而且，我國的資源稟賦是一個高碳結構。我國多煤、缺油、少氣，新能源比重也偏低，目前只有9.8%左右。煤炭開采和消費是碳排放的主要來源，我國多煤資源結構不利于推進低碳發展。

 

    另外，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我國處于加工制造的低端環節，不利于低碳發展。在國際分工中，搞加工、組裝碳排放相對較多。實際上這意味著發達國家把很多碳排放的環節移到了中國，導致“碳排放國際轉移”問題等。

 

    三聯生活周刊：但總體上你對中國經濟未來表示樂觀，認為我國在未來20年內保持4%～8%左右的增長速度，也就是說中國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李佐軍：在工業化發展階段，我們還是一個青壯年。我國的結構生產力還將大釋放。所謂結構生產力就是指工業化、城市化、區域經濟一體化所釋放的生產力，因為我國工業化、城市化、區域經濟一體化正處于中期階段，而西方國家已基本完成，這就是我國的優勢所在。

 

    我們制度變革的生產力也將大釋放，過去我們重點推進經濟制度方面的改革，將來還要推進政治、文化、經濟、社會、資源環境五位一體的改革。另外，我國的要素升級生產力還將大釋放，即技術進步、人力資本、信息化等還有大的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