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一季度已經有湖南、海南、西藏、山東和深圳等五地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11.3%，為近年最低。專家認為，最低工資漲幅的收窄，源于當前經濟面臨較大下行壓力。此外，最低工資的確定必須建立在經濟效益提高的基礎上，應注重保持勞動力市場制度的靈活性。以下是我國近五年最低工資標準調整趨勢分析。

　　從最近五年最低工資標準調整趨勢來看，增幅收窄的趨勢十分明顯。

 　　2011年全國有24個省份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達22%;2012年有25個省份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下滑至20.2%;到2013年，全國有27個省份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調增幅度僅為17%。2014年全年有19個省份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降至14.1%。

 　　“最低工資漲幅的收窄，源于當前經濟面臨較大下行壓力。”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車偉分析，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情況下，應大力為企業減稅減負，為企業漲工資提供空間和動力。

 　　事實上，一季度以來，中國勞動力市場表現疲軟，中小企業處境艱難，這對勞動力薪酬上漲也構成新的挑戰。2015年需要在城鎮就業的新成長勞動力仍將處在年均1600萬人的高位，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還將有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盡管中國經濟繼續保持平穩增長，但企穩回升的基礎還不牢固，部分行業產能嚴重過剩，穩定現有崗位和進一步擴大就業面臨較大壓力。

 　　而在經濟增速放緩背景下，若最低工資調整過快，可能會增加企業負擔、影響就業。每年最低工資標準上漲對農民工等群體的工資有一種牽引上調的作用。按照《最低工資規定》，最低工資標準包括個人應依法繳納的社會保險費、住房公積金。最低工資標準調整之后，社保、公積金等最低計算基數也要相應調整，企業的負擔會增加，利潤空間也會被進一步壓縮。

 　　人才招聘行業深度分析報告顯示，“競爭太激勵”“勞動力成本高”被雇主們視為最大的經營難題，計劃加薪幅度大于10%的雇主數量環比減少了3.2個百分點。

 　　盡管最低工資的增長幅度已經下降，但仍大大高于同期經濟增長速度，最低工資的過快大幅上漲可能帶來負面影響。“最低工資標準上調會使低端勞動力成本上升，對于低端勞動力占比高的中小企業，用工成本會上升很多。對于西部地區產業結構層次較低的企業尤其如此。”一位私營業主表示，最低工資如果超過了企業的承受能力就會導致企業的破產，這樣就會對就業產生很大的沖擊力。

　　從實踐中看，對于最低工資標準能否實現預定規劃目標已存在不確定性。

 　　根據規劃，我國“十二五”期間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13%以上，絕大多數地區最低工資標準達到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40%以上。這一標準對于個別省份而言顯得“高不可攀”。而根據全國總工會近日關于“各省份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情況”的通報，黑龍江、西藏連續兩年未調整最低工資標準，不符合《最低工資規定》中“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的要求。

 　　專家表示，最低工資增長必須建立在經濟效益提高的基礎上，在GDP增速下降前提下，最近兩年最低工資的增幅與前兩年相比稍微有所降低，也是合理的。

 　　此外，各省上調最低工資的水平絕對數并不重要，關鍵是能夠讓低收入工薪勞動者及其贍養人的基本生活切實得到保障，并能夠隨經濟效益提高相應得到提高。